本文主要从语言学的视角剖析了日语的一些特征、对比了汉语和日语，并论证了“日语是独立的语言而非汉语的方言”这一观点。文末附有后记，记录了我的写作动机和一些感想。本人水平不足，若有疏漏之处，还望指正。

似乎大家对日语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日语只是汉语的一种方言，或者日语起源于汉语或吴语等。在此我希望提出：日语和汉语是两回事。这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互相之间没有隶属关系。

(资料图)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通常确定两种语言确实是不同语言而非互为方言的方式是试验这两种语言的使用者在不学习对方语言的前提下是否能够彼此听懂对方的语言。用这种方法来试验的话，那么显然日语和汉语不能互通。认为一段叽里呱啦、不知所云的话是外语应当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不少人认为日语只是一种方言呢？

私以为有两大原因：一是日语的书写中对汉字的使用使得汉语使用者可以大致读懂日文，二是汉语各方言间本来就难以互通而模糊了方言和外语的界限。接下来，我将尝试从这两点出发解释日语为什么和汉语不是同一语言。

日语对汉字的使用要从日文发展的历程开始说起。日文是指日语中的书写系统。起初，日语只有口语，而没法用文字书写下来。而日本最早的文字典籍是《古事记》，于公元712年编纂完成。经过了很长一段没有文字的历史，日本终于要迎接自己的文字了吗？并不是。这本书事实上的书写语言是汉语，或者说，文言文。当时没有自己的文字的日本只能写汉语。以下是从《古事记》原文的序言部分摘录的两句话：

时有舍人，姓稗田，名阿礼，年是廿八，为人聪明，度目诵口，拂耳勒心。即勅语阿礼，令诵帝皇日继及先代旧辞。

我们知道汉字在很大程度上是表意的，比如“山”字看着就像三座山峰排列在一起。而当日本人想要拥有自己的文字时，比起自己再造一套能表意的文字系统，直接借用汉字来表音就省力得多。比方说，“安”字去掉鼻音就是“啊”的音，同时又好写，所以就可以用“安”字来表示日语中“啊”的音，而不使用“安”字本身在汉语里的意思。久而久之，“安”字的草书就演变成了日文里的假名“あ”。是的，这些符号的形体都来源于汉字，“假名”的“假”就是“借用”的意思。具体来说，假名分成平假名和片假名。前者更常用，来自于汉字草书，如刚刚所说的“あ”；后者则来自于汉字楷书。于是，日本人用从汉语改编来的假名系统来表示自己语言中的发音。假名不同于西方的字母。虽然都是表音文字，但一个字母对应一个音素，而一个假名对应一个音节（不完全是，但可以如此理解）。这就是汉字留下的痕迹，因为一个汉字的读音是一个音节。最早使用假名的日本作品（物语）之一是《竹取物语》，大约写成于9世纪末至10世纪初。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假名逐渐被大量使用的年代。

那么为什么日文还要有汉字呢？这其中有着诸多理由。其一是一个汉字的意思在日语里可能要用超过一个音节表达，此时写成汉字倒是省事。比如，日语里的“山”写成假名就是“やま”，显然写成“山”更方便。于日本人而言，只要学会了汉字“山”就是“やま”的意思，那么就大可以在书写时少些一点，朗读时再读作“やま”就行了。其二则是这样做能帮助阅读时的分词。英语里用空格分开句子里的字母而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单词，可是日语里没有空格。这时假名与汉字的混用可以帮助阅读者理解文本，分开句子中的各个词语。在接下来的对比中，你可以清晰地理解这两种理由。

あのやまはふじさんです。

あの山は富士山です。

显然，使用汉字能使句子更短，词与词间的界限也更分明，因为汉字与假名间的转换某种意义上替代了上文所说的英文的空格。

此外，汉字还有表意的能力，有助于使文本所表达的意思更清晰。例如，“鸣”和“泣”显然是两个不同的动词。前者多用于动物，后者多用于人。然而这两个词在日语里的读音都是“なく”，在这种情况下，只使用表音的假名可能会导致误解。于是使用汉字这种表意文字就使得日文的表意能力更强。

经过千余年的历程，汉字和假名混写的日文呈现在了我们眼前。以上的解释略过了一些部分——比如“音读”和“训读”的区分，这将在之后介绍——但是已经能解决这个问题了。日文使用汉字有其历史原因，并不代表日语就脱胎于汉语。我们能读懂某些日文，是要归功于汉字的表意能力的。把那句例句从纯假名转写成汉字和假名混写之后，或许已经有读者能猜到例句的意思了：“那座山是富士山。”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解决下一个问题了：汉语和日语不能互相通话，而汉语各方言间常常也无法互相通话，那么为什么日语和汉语方言确实有区别呢？

如开头所说，通常两种语言的使用者不能互相理解意思就意味着两者确实是不同的语言。而汉语的各方言常常被认为是同一种语言，即使是无法互通。事实上这一点在学术界也无定论。不过我们不必深究这一点——只要找到有什么东西是汉语各方言共同、而日语不同的就行了。这实际上是在分类，即把汉语各方言分成一类、而把日语分在另一类。到这里，我们要总结和比较这些语言组织起来表达意思的方法，也就是所谓的语法。语法包含了句法和词法，我们不妨就从这两方面来分析。

在学习英语语法时，我们都听说过“主谓宾”。这实际上说的是一句句子中各个句子成分的顺序——主语、谓语动词、宾语（Subject, Verb, Object）。从一句简单的句子中我们就能看出这一顺序：

I ate an apple.

其中 I 是主语，ate 是谓语动词，an apple 是宾语。这样的顺序当然不止在英语中存在，汉语同理：

我吃了一个苹果。

在这句话中，“我”是主语，“吃了”是谓语动词，“一个苹果”是宾语。当然用各种方言来看也能得到相似的结果，这里以上海话和广东话为例：

吾吃了一则苹果。

我食咗个苹果。

这就是句法上汉语各方言一个共同的东西：语序。这种语序被称作SVO语序。但是并不是每一种语言都使用SVO语序，日语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请看这句例句：

僕は林檎を食べた。

这句话与之前几句例句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但语序不同。其中“僕”（我）是主语，“林檎”（苹果）是宾语，“食べた”（吃过了）是谓语动词。由此可见，日语的语序为主语、宾语、谓语动词（Subject, Object, Verb）。也就是说，日语句子使用SOV语序。

当然一种语言不一定每一个句子都使用同一个语序，但大体上会有一种语序占大多数。例如，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句子事实上确实使用了SOV语序，但这种情况会被列为倒装句，正说明了SVO语序占主导地位。于是现在我们可以下结论：汉语各方言主要使用SVO语序，而日语主要使用SOV语序。这就是两者在句法上的显著区别。

词法包含了词语的构成、组合及词形变化等内容，此处仅选取较有代表性的动词的词形变化。以我们较为熟悉的英语语法为例，在一句句子中，谓语动词的词形变化往往体现了这句句子的时态。因此，学习英语时我们需要记忆诸如过去式、过去分词、现在分词等等一系列动词的变形。而汉语则全非如此。我们不妨看看汉语中是如何表示“过去时”“进行时”“将来时”“被动语态”这样的时态的：

我吃过一个苹果。

我正在吃一个苹果。

我将要吃一个苹果。

一个苹果被我吃了。

可见，在这些句子中，“吃”这个动词本身没有发生变化，无论是写法还是读法。相比起英语所用的词形转换，汉语是利用了“过”“将”“被”这样的虚词来表示时间和语态的不同的。据此在语言类型学上，英语被分为一种“屈折语”，而汉语则是一种“分析语”。从不同的方言中，我们一样能够看出其作为分析语和汉语（普通话）类似的特点。下面以上海话为例：

吾吃过一则苹果。

吾在该吃一则苹果。

吾就要吃一则苹果。

一则苹果拨吾吃掉了。

而日语则完全不同。我们不妨看看下面这个例子：

食べ る 吃（原型）

食べ させ る 吃+使役助动词=要求（某人）吃

食べ させ られ る 吃+使役助动词+被动助动词=被（其他人）要求吃

食べ させ られ ない 吃+使役助动词+被动助动词+否定助动词=不被（其他人）要求吃

食べ させ られ な かった 吃+使役助动词+被动助动词+否定助动词+过去助动词=不曾被（其他人）要求吃

可以发现，日语中每一个特定的意思都对应着一个词缀。当你试图表达较为复杂的时态时，你就需要选取对应的词缀加在动词原型后面。要打个比方的 ，动词原型就是火车头，你可以根据需要在后面挂上若干节车厢，拼成一辆完整的火车。当你看着上面这个例子拼火车拼得不亦乐乎时，你应该就能理解为什么日语被分类为一种“黏着语”了。

通过上面这些说明，我们可以看见汉语的各种方言在几个重要的语法特征上基本完全一致，而汉语和日语在这些特征上出现了很大的分别。经过了两个多世纪的研究，语言学家以语法、基础词汇等特征为依据将世界上的语言分为了数个语系，其中汉语被归类为汉藏语系，而日语通常被分为阿尔泰语系或者被认为不归属于任何已经被定义的语系。于是我们可以确定：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我们将汉语及其方言分成了一类，而将日语分成了另一类，说明其确实有根本区别。

至此，有心的人或许会提出：日语有部分词汇与吴语发音相似，若是依据上文所说的“基础词汇”，是否可以认为日语与吴语同源？这个问题所提到的现象，其实是日语引入汉语词汇和发音的结果。接下来我们不妨用这个例子理解背后缘由。

清朝时，一种用可可豆、水和糖制成的食品第一次传入我国。当这种食品由西方传教士来到康熙帝面前时，它在汉语里的名字是“绰科拉”。现在，我们一般称之为“巧克力”。面对新奇的事物，当时的中国人选择了音译。上海话里的“老虎窗”“水门汀”也是音译而来的。（注：“老虎”是英文“roof”的音译，“水门汀”是英文“cement”的音译。）理解了近代的中国人用音译译名称呼新鲜的外来事物之后，你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古代日语会使用汉语词和来自于汉语的发音了。对于许多日本原本没有的事物和日语原本无法表示的概念，当时的日本人选择引入汉语词和汉语发音。因此日语中使用的汉字一般有两套发音：音读和训读。其中训读是日语中原有的读音，只不过写成了汉字，之前所提及的写作“山”而读作“やま”(yama)就属于这一类；音读则指的是这些汉字在汉语中原本的发音，例如“山”字在日语中还可以读作“さん”(san)。通常汉语词都使用音读。

由于这些发音的引入时间跨度较大，根据时间它们被大致分为两类：吴音和汉音。其中前者来源于南朝时期的吴地语音，后者来源于隋唐时期的长安一带的语音。因此，日语中那些使用吴音朗读的汉语词听上去会与吴语相像。如日语中的“杏仁”“理由”等词，其发音与吴语中相应的词基本一致。你可以使用翻译软件来试听这两个词的日语发音。

至于“基础词汇”这一点，我们首先需要定义何为基础词汇。基础词汇是一门语言中无法避免要用到的、最主要、最稳定的词汇。在此，我们以人称代词和数词为例，比较汉语（普通话）和日语的基础词汇。

以下对比人称代词。日语词的发音在括号中用拉丁字母（罗马音）注明。由于现代日语仍然保留了丰富的人称代词，此处仅列举最常用的一种。

我                     私 (watashi)

你　　　　　　あなた (a’nata)

他　　　　　　彼 (kare)

她　　　　　　彼女 (kanojo)

它　　　　　　これ (kore)

我们　　　　　私たち (watashitachi)

你们　　　　　あなたたち (anatatachi)

他们　　　　　彼ら (karera)

可以看出以上对比体现的巨大不同。你也可以试着用方言说一说这些词，与日语比较。

接下来是数词。此处列举一到十。由于日语数词具有两套读音——日语固有的和汉语传入的——在此仅举出日语固有的读音。

一　　　　　　ひ (hi)

二　　　　　　ふ (fu)

三　　　　　　み (mi)

四　　　　　　よん (yon)

五　　　　　　いつ (itsu)

六　　　　　　む (mu)

七　　　　　　なな (nana)

八　　　　　　や (ya)

九　　　　　　ここの (kokono)

十　　　　　　とお (too)

其差别同样是巨大的。你也可以用方言与之对比，结果是相似的。

综上所述，汉语和日语在基础词汇上也有着巨大的差异，日语中与吴语发音相似的词则有其历史渊源。

至此，我们可以下结论：汉语和日语是完全不同的语言，日语不应被视作汉语的方言。

后记

我会写下这篇文章，功劳完全在我的一位同学。他说“日语起源于吴语”，如此错误立刻让我下定决心用一篇文章反驳他。因此尽管本文理应突出科普性质，却一定程度上采取了驳论文的写法。虽然我写作的最初动机仅限于反驳一个观点，但在搜集材料和写作过程中我有了更多思考。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例如，汉语的“阴阳”“乾坤”等字词承载着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用外语难以解释，因此这是非汉语无法承载的。在语文课上，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学习和使用着汉语，这也就是在学习和吸收我们的文化。既然语言承载着如此重大的作用，我们作为需要传承中华文化的下一代人，是理应需要对自己的语言有一定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妄下定论，说“日语起源于吴语”之类的，且不论是否闹了笑话，无疑是不负责任的。这不仅是对别国语言和文化的无知和亵渎，更是对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的无知和亵渎。本文说明了日语虽然极大受到了汉语的影响，但其底层逻辑与汉语大相径庭。放在文化上也是同理：日本文化极大地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但其底色终究是不同的。

如果以这样随随便便的态度处理语言，那么处理文化也将如此，这早晚是会有后果的。若是如此只看表象就妄言实质，那么试问：日本人最先将英语中表示国体的“republic”翻译为“共和”，那么难道“共和”就是一个日语词了吗？当然不是，因为这个“共和”是取自西周周厉王年间的“共和行政”。现在社会上时常将中日韩的文化产物混为一谈，就是漫不经心的态度所造成的后果。比如，古风电视剧中时常出现“以倭代唐”的现象，将日本建筑的唐破风、枯山水等元素拿来安在中式建筑上，显然是出了大问题。这反映了有些人根本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我国传统文化，若是如此，何谈文化自信？同时这么做还会有极大的误导作用，若是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其后果不堪设想。

在当下，我们倡导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和创新，使他们焕发第二春。但改造和创新的前提是保护和传承，保护和传承的前提是拿出诚恳的态度去虚心了解。所以说我们应该认真对待传统文化，至少不应该出现对客观事实的歪曲和误解。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于是我们首先应该认真对待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我们要为自己的文字负责，力求不留下错别字，用语准确得当。而后，我们应该争取对自己的语言有更多了解，以求能够用好我们的母语。我希望大家能了解一点语言学的常识，在语法语源等问题上能够更敏感一点。这样往小了说就不会有病句，往大了说就不会发表“日语起源于吴语”这样“惊世骇俗”的观点。

最后，谢谢你读到这里。是你的认真阅读证明了我的努力不是白费。